王夫之事迹
家世王夫之4岁时，随长兄介之入塾问学。自幼天资聪明，对古文化的兴趣令人不敢置信，7岁时就初步通读了文字艰深的十三经，10岁时父亲做监生，教他学了五经经义，14岁考中秀才。越二年，开始致力于诗文，在短短的两年间阅读了《离骚》、汉魏《乐府》历代诗人的佳作名篇约10万余首。崇祯壬午（1642年），王夫之与兄王介之参加科举考试，同榜中举。
志向21岁，仿照复社，组建“匡社”，意在匡国济民。一次又一次试图辅佐南明政权，却一次又一次失败。永历二年（1648）秋，王夫之招集一支义军在衡阳起义。义军领导是缺乏行伍生活的书生，战士是未经训练的农民，缺乏给养，孤立无援，苦撑数月，被清军打败。最后一次抗清斗争失败后，王夫之决心归隐山林，在孤独中做学问。直到57岁，才定居石船山草堂。为草堂题写了一副对联“芷香沅水三闾国，羌绿湘西一草堂”。
学术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，录于《四库》的有：《周易稗疏》、《考异》、《尚书稗疏》、《诗稗疏》、《春秋稗疏》等。著述流传至今的，还有70余种、401卷、470多万字。这些著述构成船山先生精深缜密而又博大的学术体系，多方面地发展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。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。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《周易外传》、《尚书引义》、《读四大全说》、《张子正蒙注》、《思录内外篇》、《黄书》、《噩梦》等。墨迹传世稀少。《大云山歌》书风神清气舒，可谓难得珍品。其思想，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，表现在《读通鉴论》和《宋论》两部书里。在哲学上的造诣极为精深绵密，不但能批判地继承前人学说中合理的部分加以发展，并且善于也勇于创新；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极富战斗的批判精神，对中国两千年来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潮如老庄哲学、魏晋玄学、佛教哲学等，进行了总结式的清算，以深入批判和揭露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，从而建立起他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。王夫之的这一体系堪称前无古人，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、在世界唯物主义哲学流派中也居于领先地位。他最后17年住在湘西草堂，《四书训义》、《庄子通》、《庄子解》、《思问录》内外篇，《张子正蒙注》重订《尚书引义》等重要哲学著作，《读通鉴论》、《宋论》等系统史论著作，以及诗论《南窗漫记》、《夕堂永同绪论》等著作在这里写成。王夫之不仅对后世的传统哲学、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总结，同时开创了有清一代的崭新学风。随着国内“船山学”的研究和深入，“船山学”正逐步走向世界，日本、前苏联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涌现一批又一批“船山学”的研究者，成立了学术团体，“船山学”不断植入世界文明之林。
相关船山书院是清末最著名的书院，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在彭玉麟的支持下，张宪和创于回雁峰下的王衙坪王氏宗祠，光绪八年，曾国荃将家藏《船山遗书》332卷珍本捐给书院。光绪十一年改建东洲岛，并由彭玉麟亲聘，国学大师王闿运任山长，从此，东洲岛船山书院名之日显，“海内传经问学者踵相接”，“岳麓、城南，渌江书院学子纷纷南下”，一时有“学在船山”之称。著名书画家曾熙主讲于此。船山书院培养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。湖南省艺术名家、教育界前辈、政界俊杰皆出此门。旷代奇才杨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光绪8年（1882年）湖南提学使朱逌然倡议建立“船山书院”衡州乡坤彭玉麟、王之春、杨概、程商霖、蒋霞初等集捐，将王船山出生地衡阳城内王衙坪的“船山祠”，创办为“船山书院”；书院内仍祭祀船山神位，旨在学习、研究“船山学说”、传播“船山思想”，这是中国最早以“船山”命名的学堂。光绪27年（1901年），彭玉麟聘请王闿运为山长，因为王闿运嫌该书院后房狭小，彭玉麟又捐银在书院后重建楼房5间，题名“湘绮楼”，作为王闿运的书斋及住房，自此王闿运在此主持书院达20余年。船山书院的经费为衡永郴桂道四府州所属士坤捐集，每年田租2500余石；以及衡州团防捐余款购置田地（由丁良骏、程商霖提议），每年田租15000余石；加上每年省里拨给的补助费和书院自收款项；船山书院每年总收入，共计折谷达5000余石。该书院每年2月初旬，定期招收生徒；“该书院集衡、永、郴、桂府州所属举、贡、生、监。肄业其中”，“延聘师儒，甄别生徒，整饬院规，给发膏奖，皆应归衡永郴桂道台主持其事”（《彭刚直公奏稿》卷六，《改建船山书院片》）；即衡、永、郴、桂四府所属县经考试，择优选送，再由衡州道应试录取，方可入院就读；书院规定王船山先生后裔，每届可保举1人入院读书，免收费用；对遵守学规，成绩优异的生徒，给发膏奖（即奖学金）；书院山长及掌教人选，须推举学识、名望皆优秀的人才，由四府士绅“商请”（协商聘请对象，不准滥荐），报送巡道，再由巡道转报学政聘请；掌教不到院授课者不发薪金；船山书院借助其经济实力翻刻增补《船山遗书》【光绪13年（1887年）对曾国荃赠送的《船山遗书》板片进行修补，增刻使其达65种，328卷；光绪19年（1893年）又重刊《船山遗书》64种】及其他著作10余种；如《湘绮楼全集》《周易说》《尚书笺》《周官经》《尔雅集解》、王之春的《国朝柔运记》《何东洲集》《旷庵文集》卷六等，为研究和传播船山学说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。
